沒有富爸爸 窮者恆窮

2014/11/07
沒有富爸爸 窮者恆窮
人人大可以拒絕肉麻話術,要求既得利益者講清楚、說明白。——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|紀大偉

《父酬者》 導讀

劉士永
中央研究院臺史所研究員/副所長


經濟史學家葛瑞里.克拉克在其2009年的作品《告別施捨——世界經濟簡 史》(A Farewell to Alms)中,提出了一個雙元歷史規律論的觀點:人類的經濟生活一直處於人口學上的「馬爾薩斯陷阱」中,這種人口膨脹因戰爭、疫病與飢荒等因素的自然限縮 情況,一直持續到工業革命後才被打破,從而使得全球的人口與經濟結構出現了「具有現代性」的變化。延續這種歷史循環觀,並運用來自各式各樣家族史的資料, 克拉克的新著《父酬者》(The Son also Rises)則給了一個恐怕要令當代人感到沮喪的說法:要從窮爸爸的陰影中翻身,得耗盡數個世代的努力甚至是好運才有可能;但那些生在富爸爸庇蔭下的子 孫,卻能不費吹灰之力的保有經濟上的優勢。原本在《告別施捨》中一絲轉機的光點,在《父酬者》似乎變得更加黯淡。

在本書中,克拉克基本上 還是以相當比較經濟史的方法,把人類的歷史以工業革命為界,區分為兩個循環結構,並把人口增長設定為貫穿其間的要素。只是在《父酬者》中,作者將焦點從經 濟或產業結構與人口變化的互動關係上,轉移到了推動經濟成長的人口要素與內質本身,並以特定家族的變化為觀察點,提出儘管經濟結構、社會思潮與政治板塊在 過去六、七百年都出現過劇烈變化,但經濟上「富者愈富、貧者難富」的說法依然未減,也因此造成社會階級流動與相關的不平等現象,並未因社會或政治變革而有 所改善。這種財富世代因襲且不受外在社會、政治因素變動的現象,並非僅發生在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西歐大陸,也對於那些後進國如中國、日本等地,有著一體適用 的解釋力。這套「富者愈富、貧者難富」的說法,不僅僅適用於時間軸上的歷史比較、空間軸上的區域或國家對照,也同樣在個別社會內部中得到印證。不論是社會 與人口同質性極高的中國與當代日本,抑或號稱民族大熔爐、高度異質化的美國社會,都同樣沒能跳脫出這個定律。只是對於這樣的看法,《父酬者》這本書似乎給 台灣讀者─尤其是那些深受太陽花運動與巢運,這般呼籲社會平等的改革運動激動的讀者們─當頭潑了一桶冰水。

克拉克的說法和許多人的理解不 同,過去社會學家認為人口流動是可以在兩、三個世代裡完成的,以北歐為例,過去三百年間的社會階級流動率就接近25%。然而,克拉克卻認為這是採樣過少的 結果,一旦時間軸拉長兩倍以上,就不難發現這些社會流動現象其實遠低於當前的估計,北歐的社會流動率可能遠低於20%。而在追蹤歷史家族資料後,克拉克斷 言,出身(birth)比起所得和教育程度,對於某個人或家族的社會階級流動性具有五成以上的影響力。立足於「出身為大」的認知上,作者倒也提出了一個擺 脫貧困、向上移動的可能性─跨階級的通婚關係。只有那些受過良好教育與社經地位高尚家庭的出身者,才有可能因為婚姻的緣故,協助他們出身較低的配偶及其家 族,緩慢地提升他們的社會階級與相應之經濟地位。

《父酬者》的英文原著出版後,自然也有一些反對的看法,其中最主要的反駁聲浪,認為克拉 克把對於「富者愈富、貧者難富」的解釋,過度強調富人比窮人更聰明、也益發地努力所致。這些反對者認為,克拉克全然忽略了社會與政治制度始終掌握於富人之 手的現實。換言之,這是人性自私自利的前提下,富人家族壟斷資源的結果;豈能單憑現象就斷言富者的成功可隨血源(blood)與基因(gene)被延續下 來?從這樣反駁的聲調中,意外地讓人想起史丹佛大學神經科學教授羅伯.薩波斯基(Robert Sapolsky)反對基因決定論的說法。薩波斯基認為基因決定論之所以危險,正是因為該解釋過於簡單,卻也因此可輕易用來解釋一切人類事務。他認為從生 物學的角度,我們其實還沒有能力去判斷哪種行為是由基因造成的,更不可能「科學地」(scientifically)排除後天環境對人類成就的影響。類似 的反思,也出現在1997年的科幻電影《千鈞一髮》(Gattaca)中,劇情圍繞在一個天生基因低下的工人,如何以各式各樣的非法手段,換得另一個具有 完美基因人員的身分,而終能一償移民火星的宿願。當火星象徵著社會階層的頂端,如何登上太空船遂成為階級流動的過程,於是那句對白「I give you the identity, you give me the dream.」,就成了反駁克拉克認為只有婚配才能解決社會流動的小註腳。

本 書的英文書名「The Son Also Rises」,戲謔地借用了小說家海明威(Ernest  Hemingway)的名著《妾似朝陽又照君》(The Sun Also Rises)。該原著以移居巴黎的美國人生活為本,表達了當代人目睹西方社會在一次世界大戰的摧殘下,對舊有的和平秩序完全被瓦解、不可復得的感受;並藉 此傳達海明威對傳統價值觀破滅,快樂主義等新生活態度興起的詮釋。這樣劇烈的變動,若是從克拉克的角度來說,恐怕不過是黃粱一夢;當戰爭結束、社會秩序恢 復後,海明威書中人物的感懷,都應該只是「強說愁」的文人詞彙而已。至於在中譯書名《父酬者》方面,雖嗅不到英文原名的戲謔味,卻也直接反映了克拉克寫作 本書的重要發現與其宗旨。簡言之,葛瑞里.克拉克的《父酬者》可以是一本挑戰既有經濟發展與社會流動性解釋的重要著作。作為一個具有歷史深度的經濟現象分 析者,克拉克在選材與分析方法上都有相當的可信度,這是無庸置疑的。於是本書留下的觀點與結論,除了前述引發的學術爭辯外,或許還有讀者閱讀後的一點不 安:「我怎麼沒有個富爸爸!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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