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信行:慈悲當真沒有敵人?

2018/12/10
陳信行:慈悲當真沒有敵人?
《社企是門好生意?》推薦序

已經紅了一陣子的「社會企業」,其宣稱想要解決的問題,在上世紀30年代以後的大多數時候,通常不被認為是「企業」該做的事。這些問題固然千頭萬緒,但是,在當時世界各地通行的各種政治思潮的主流想法中,解決問題的制度安排倒是單純:這些都是國家應該負責的公共事務。

在這些思潮中,舉凡教育文化、衛生醫療、住房交通與水電等基礎設施、農業改良工業提升等技術輔導、扶貧救濟等社會扶助措施,理論上都是一個良善而有能力的政府服務於人民的職能。

如何打造這樣的政府?如何讓它發揮這些為人民服務的職能?從哪裡取得公共支出的財源來支持這些職能?這些是政治問題,需要公共討論、公共決策。至於私人企業,它們的責任與功能應該僅僅是在政府制訂的法規框架之下,盡力牟其私利,倘若市場運作良好,它們的牟利行為會恰好服務消費者的需要,僅此而已。畢竟,私有企業的自由市場運作,在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那場人為大災難中,可說是威信全失了。

當公共事務還是政府的責任

採取這種觀點的20世紀政治力量不僅僅是共產主義陣營或西歐北歐社會民主黨派,在二次大戰中覆亡的法西斯陣營也多半如此。連美國這個高度信仰企業自由的國家,從小羅斯福政府試圖對付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一系列舉措以來,對企業經營都是層層管制,而重大新興事物多半由各級公部門機構來規劃執行:從建設縱橫全國的高速公路系統、到撲滅傳染疾病的計畫、到公共住宅的興建、到婦女兒童營養的改善。大學裡面:理工醫農、公共政策、乃至各種社會科學領域的教學研究,往往或隱或顯地服務於這些重大國家政策。事實上,興辦大學往往也是這組公共政策的一環。

除了已經工業化了的「北方」國家之外,二次大戰後,前殖民地紛紛獨立所建立的新國家,或者在拉丁美洲試圖擺脫半殖民地地位的各國開明派政府,固然一時沒有足夠的資源來興辦這些進步計畫,但也多半認為「發展」這回事,就是以各種方法厚植國家服務人民的公共需求的能力。如果當時的政府是在外來殖民者或其傀儡手中,因而沒有意願推動「真正的發展」,則人民必須發動民族解放鬥爭來爭取真正屬於自己的國家。如果獨立了的國家掌握在少數獨裁菁英手中,而不是服務於人民群眾的需求,則必須發動民主抗爭來讓「真正的發展」成為國家的目標。如果獨裁菁英背後有帝國主義勢力撐腰,則群眾需要的是「民族民主鬥爭」。總之,為了讓現在「社會企業」運動矢言要實施的這些措施能夠實現(雖然實現的道路或許有各式各樣),千萬人不惜拋頭顱灑熱血,以求犧牲換來同胞未來的幸福。

美國在1960-1975年打輸了的越戰,或許是20世紀這種「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鬥爭」最尖銳而具像的衝突。但尖銳程度不同的衝突幾乎遍布全球。面對這些「求發展」的渴望,美、英、法、日等前殖民國家及其最主要的競爭者──蘇聯陣營與後來的中國──紛紛提供大量的官方發展援助(ODA)給前殖民地國家,開辦各種「發展計畫」,除了明擺著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之爭外,許多還真的是真誠地希望這些計畫能夠改善被援助國人民的狀況。

臺灣農村社會與經濟在1950-60年代的改頭換面,以及1960-70年代的工業起飛,各種美國援助計畫的關鍵角色是不可否認的。在這數十年的發展援助潮中,聯合國的許多下屬組織不僅僅扮演了協調的角色,也成為辯論各種發展議題的論壇:發展組織(UNDP)、糧農總署(FAO)、世衛組織(WHO)、教科文組織(UNESCO)等等。雖然臺灣不在聯合國體系已久,對它們有點陌生,但是大家仔細爬爬這些組織的網站,本書的各種「社會企業」所想要解決的問題,多半都在聯合國這些龐大的體系中討論過、嘗試過、總結過。

社會主義體系制崩潰,資本主義是唯一的選擇?

美蘇競爭的局面並沒有維持很久。從蘇聯中國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開始,到1992年蘇聯集團的正式瓦解,第三世界的各個貧窮國家從全球地緣政治中雙方競相爭取的對象,變成可有可無。而富裕資本主義國家中,在1930-70年代,統治階級往往擔心國內貧窮社群的問題如果沒有好好解決,它們就會成為社會主義政治力量的天然支持者。到了1980年代,從英國的柴契爾開始,統治階級可以安心地指著蘇聯中國崩潰中的社會主義體制,告訴人們「別無出路」───別再指望有一個不同的社會經濟政治願景了,我國當前這套不管讓你多不滿意,已經是永垂不朽了。

就這樣,20世紀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與工業國家的各種改革與革命潮流,灰溜溜地結束了。但是,以往20世紀各門各派知識分子、政黨群眾藉著討論「國家的出路」、「社會的未來」之類的巨大問題所想要挑戰的大大小小林林總總的困境,並沒有因而消失:某村的婦女還是每天要去挑水、某鄉的疫病還是缺醫少藥無法根治、某國的孩子還是普遍上不了學,而貧窮國家與地區的人們用腳投票,有辦法的紛紛離鄉背井到富裕國家打工去。1980年代起中美洲與墨西哥人民開始大量走向美國;2010年代隨著中東北非戰局,成千上萬人甘冒生命風險逃往歐洲,其中許多是「經濟難民」──換句話說,是逃荒、而不是逃兵災。而富裕國家的許多國民對此愈來愈覺得不能忍受,因為隨著自己國內的貧富差距三十年來的不斷拉大,國內工人階級貧窮問題已經益發明顯,那能容得再來更多人搶頭路?

市場主宰一切,做生意可以是做慈善?

「社會企業」的口號,就是在這個時代脈絡中出現。在1930年代以前,「社會關懷」與「企業經營」對有錢人來說,是生活中截然二分的兩面:企業經營不擇手段、只為私利, 賺了錢再來「回饋社會」、做慈善、積功德。2014年臺灣爆發的頂新劣油案食安事件引發眾怒,一部分就在於,民眾們發現,原來臺灣數一數二的企業家兼慈善家,對自己立身處世抱的是這種非常老派的價值觀。1930-1980年代左右,「社會企業」的說法也難以想像:那些都是各級政府該做的啊?政府不能做?不願做?沒能力做?那該問阻礙何在。能改革的,就推動改革吧;該革命時,就發動起義吧。但是在推動國家來改革社會這個想法,差不多已經被認為過時的時候,當市場似乎主宰一切的時候,如何改革企業經營的手法,讓做生意跟做慈善成為同一回事,看來還是值得嚴肅思考的。

本書所探討的「社會企業」的個案,及其所分析的各種弊病,應該讓我們好好檢視,這會不會是深思辯論大問題找不到出路時,一種偷懶的習慣性思考?這些個案往往花更多時間精力在募資行銷與形象打造,而更少在探究服務對象的需求、讓服務對象能夠發聲參與。如果換到選舉政治的場域,人們或許就容易辨識出某種風格的政黨或候選人是來騙票的,跟以前那些差別不大。但是,把自己擺在企業與市場中,這些風格反倒顯得清新了。

《靜思語》說「慈悲沒有敵人」。真的嗎?當有人竭盡心力把慈悲拿來包裝行銷的時候,或許這就是慈悲的敵人。

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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